1936年夏天，26岁的费孝通踏着田埂第一次来到吴江县的开弦弓村。
90年后的2026年秋日，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社会学家重聚于此。
开弦弓村的小清河穿村而过，依然弯成一张拉开弦的弓，而岸上的村庄早已换了人间。90年过去了，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当年的传统农桑聚落已演变为长三角腹地的现代化乡村。
在千村万落皆大变的今天，为什么“江村”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切口？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江村时，我们要如何继续从中读懂中国？
序曲：两场跨越九十年的“时间折叠”
2026年11月1日，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微凉的秋风拂过平静的小清河。“从江村看中国式现代化——江村调查90周年主题活动”在这里举行。
会场内外，有两幕场景构成了极具历史张力的“时间折叠”。
第一幕发生在今年盛夏。7月3日至8月25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周晓虹率领30位社会学家、影视艺术家及数十名硕博生，组成“重访团”驻扎开弦弓村。
这个时间段并非偶然选择。90年前的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正是青年费孝通因广西瑶山调查受伤后，应姐姐费达生之邀来到开弦弓村养伤并开展田野调查的50余天。
90年后，学者们在完全重合的时间刻度里，顶着同样的江南骄阳，访问了150余位村民、基层干部和企业家，写下了13篇《新江村通讯》，与费老当年写下的7篇《江村通讯》遥相呼应。
第二幕发生在11月1日的活动现场。七都镇村民代表捧出90封手书的“江村来信”，郑重交到中国社会学界代表手中；作为回礼，学者们向村民回赠了刚刚首发的《江村经济（典藏纪念版）》。信纸上字迹或工整或质朴，写满了村民对“费老”的怀念，以及对自己家中几代人日子变迁的细碎讲述。
更早几天，10月26日，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长大卫·尚克兰（DavidShankland）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主任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Scott）也来到了开弦弓村。
他们品尝着定胜糕与薰豆茶，看着眼前的千亩桑园与现代化村落，发出了“连接的美丽”与“高效的生产”的惊叹。1938年，费孝通正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并于次年在伦敦出版了《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LifeinChina，中文名定为《江村经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将其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一本书，一个人，一个村，九十年。
在社会科学史上，很少有一个村庄能像开弦弓村这样，承受如此绵密、长久且高规格的学术凝视。从1936年到2002年，费孝通一生26次重访江村，“走一趟，写一篇”；在他身后，一代代中外学者接踵而至。
然而，站在90周年的节点上，除了温情的致敬与学术史的纪念，一个颇具现实锐度的问题横亘在观察者面前：今天的中国，有浙江安吉余村的生态转型，有深圳南岭村的都市化奇迹，有中西部无数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本。开弦弓村这样一个占地仅4.7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00人的江南小村，凭什么在90年后依然能成为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切口？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拨开历史的烟尘，看清这根从1936年绷紧至今的“弓弦”，究竟射出了怎样的一支时代之箭。
缫丝厂（费孝通 摄）
历史的经纬：一根蚕丝拉动的中国农村工业化长卷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视野里，江村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连续长达90年的、从未中断的“全周期社会实验样本”。如果把中国乡村近百年的现代化突围写成一部大书，江村的每一次脉动，几乎都精准地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1936年。当26岁的费孝通踏上开弦弓村的田埂时，他看到的并不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江南水乡画卷，而是一个处于深重危机中的传统农村。
彼时的江村，人多地少，九成以上土地为农地，76%的农户以农为业。然而，单靠种水稻根本无法维持温饱，农民还要缴纳高额地租，甚至忍受高利贷的盘剥。为了生存，江村人发展出了养蚕缫丝的家庭手工业，形成了一种“农工相辅”的生计模式。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叠加日本现代机器缫丝业的倾销，让江村土法生产的辑里湖丝价格暴跌。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敏锐地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简单说来，就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面对“饥饿的中国”，费孝通的姐姐、著名蚕丝教育家费达生在开弦弓村主导了一场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实验——创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引入新式机器，试图用现代工业技术改造乡村手工业。
正是这场实验，启发费孝通得出了那个穿透时代的经济学结论：仅仅靠土地改革或农业改良，无法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根本矛盾；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恢复和升级乡村工业，实现“农工相辅”。
这一论断，成为了此后90年江村乃至整个长三角农村发展的底层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时，这粒深埋在江村泥土里的工业种子迎来了爆发。
1957年，费孝通二访江村，看到农业合作化虽解决了温饱，却因限制副业而导致农民手中缺钱，他再次呼吁恢复农村副业。
1981年，三访江村的费孝通欣喜地看到，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在开弦弓村异军突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江村及周边的吴江农村，几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式的丝织厂、羊毛衫厂遍地开花。
费孝通从江村的实践中提炼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以及“小城镇、大问题”理论，指出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走通了他在1936年设想的“乡村工业化”之路。
进入21世纪，当粗放型的乡镇企业面临环保与市场的双重洗牌时，江村再次转型。那些散落在农户家中的小织机、横机，逐渐整合升级为现代化的民营丝绸纺织企业和横扇羊毛衫产业集群。开弦弓村所在的吴江区，更是孕育出了恒力、盛虹等世界500强企业，“一根丝”被拉长为了千亿级的现代高端纺织产业链。
回望这90年，从1936年的生丝合作社，到1980年代的社队企业，再到21世纪初的民营经济集群，直至今天的城乡深度融合与数字经济下乡，江村就像一部活态的“中国乡村经济演化史”。
正如《瞭望智库》所言：“从缫丝合作社到科技小院，从家庭副业到多元业态，90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生产工具与发展模式，不变的是‘志在富民’这份乡土初心。”
这就是江村不可替代的第一个原因：在时间维度上，没有任何一个村庄像它一样，被如此清晰地记录下了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工业文明、再向后工业文明跃迁的每一圈年轮。
解码的切口：为什么90年后，依然是“江村”？
有人或许会问：历史固然厚重，但今天的中国乡村千姿百态，江村作为一个人口高度老龄化、工业已大多迁入园区的江南普通村庄，它还能代表当下的中国吗？
在11月1日的主题活动上，费孝通的学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给出了一句极为精辟的判断：“江村的发展，是中国农村发展、长三角乡村发展的一部分。”
社会学研究讲究“典型性”与“代表性”。当年费孝通写《江村经济》时，人类学界曾有过争论：一个小小的开弦弓村，能代表广袤的中国吗？费孝通的回答是：江村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村庄，但它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的一个“类型”和“起点”。
今天，当我们跳出开弦弓村4.7平方公里的物理边界就会发现，“江村”早已从一个地理名词，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论概念。
在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团队今年夏天的重访中，他们明确提出了一个概念——“广义上的江村”。今天的江村，不仅指开弦弓村，更涵盖了七都镇、吴江区乃至整个环太湖流域的城乡连续体。
在此次90周年活动启动的四个出版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逾百万字的上下卷口述史——《以人民为方法：90位村民有关“江村”与〈江村经济〉的口述实录（1936—2026）》。
以往的社会学调查，是学者带着理论框架去剖析村民，村民是被动的“受访者”；而这一次，方法彻底倒转了过来——站在人民这一边，听90位村民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眼中的生活变迁，甚至看村民是如何理解“社会学”的。可以说，这是一场乡土大众与知识精英跨越世纪的“双向奔赴”。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觉和历史主体性的村庄，本身就是中国乡村现代化最生动的体现。
时代的回响：从“江村里的中国”到“世界里的江村”
如果将视野再放大一层，到全球学术史与文明对话的维度，今天我们观察江村，实际上还是在观察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90年前，费孝通写《江村经济》，打破了西方人类学界只研究殖民地“原始部落”的传统，将研究视野第一次投向了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庞大农业国家，从而震动了西方学界。那是中国学术第一次以平等的姿态，在世界人类学版图上插下路标。
9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迫切想要知道：中国数亿农民是如何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乡村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与活力？
在11月1日的主题活动上，一个极具国际视野的动作落地：由费孝通研究会联合南京大学发起的“费孝通社会调查中心”正式揭牌，旨在推动本土学术走向世界。
此外，“‘90年田野回望越万里学术同心’全媒体跨国新闻行动”与“‘江村记忆，全球共寻’海外征集活动”同步推进，搭建起国内与海外双线分发的传播矩阵，跨越山海打捞散落的史料，共建江村全球记忆库。
为什么是江村承担起这个国际传播的重任？
因为“人”的故事、“家园（村庄）”的变迁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正如邱泽奇教授所言，费孝通一生坚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老百姓不曾明白的道理”。这套平实、真切、扎根泥土的叙事方式，同样也是让西方世界听懂中国逻辑的最佳语法。
尾奏：行行重行行，弦歌永不辍
在晚年的一篇回顾文章中，费孝通曾借用古诗“行行重行行”，来形容自己一生在田野调查道路上的跋涉。他告诉后人，学问不在书斋里，在田埂上、在蚕房里、在江村的小桥流水间。
他在《江村经济》的结尾写道，江村的故事不会完结，因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正在进行之中。
9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凝视小清河畔的开弦弓村，我们终于明白：之所以90年过去了，“江村”依然值得观察，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凝固在琥珀里的历史标本，而是一条始终在奔涌向前的河流。
在它的河床里，沉淀着近代以来中国农民求生存、求温饱、求富裕的艰辛探索；在它的浪花上，折射着当下中国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基层善治与人文经济的时代光芒。
从1936年到2026年，开弦弓村这张拉开弦的弓，以“从实求知”为弦，以“志在富民”为箭，穿越90年的风雨沧桑，依然保持着满弓的姿态。今天我们观察江村，观察的正是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乡土大地，如何以持续生长的实践，去作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江村这本书，没有终章；从江村再出发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