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得出”到“分得准”——“生殖健康与宫颈癌综合防控”学术交流会在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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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得出”到“分得准”——“生殖健康与宫颈癌综合防控”学术交流会在南京举行

11月14日,“生殖健康与宫颈癌综合防控学术交流会”在南京举行。与以往聚焦“HPV初筛覆盖率”的讨论不同,本次会议传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技术判断:当以HPV核酸检测为核心的初筛路径在中国基本确立之后,如何对数量庞大的HPV阳性人群进行精准分流,正在成为消除宫颈癌道路上最突出的瓶颈。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北京协和医院、比利时癌症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及全国妇幼保健系统的500余位专家参会,围绕分流策略的本土化、低资源地区的差异化落地以及AI辅助诊断等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

“初筛”之后,“分流”才是真问题

“HPV阳性不代表就具有病变,分流在我们进一步诊断宫颈上皮病变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魏丽惠教授在报告中直言。她援引全国HPV12+2国产试剂近万人前瞻性研究数据指出,以高危型HPV作为初筛,灵敏度可达95%、特异度87%,这一性能已足以支撑大规模筛查。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量一过性感染会被检出,如果全部推入阴道镜,不仅医疗资源难以承受,也会给女性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魏丽惠给出的分流“武器库”包括细胞学、HPV E6/E7 mRNA以及基因甲基化检测。她特别强调,E6/E7 mRNA反映的是病毒致癌基因的活跃转录状态,其特异度优于单纯的HPV DNA检测,在持续感染管理和ASC-US人群分流中具有明确价值;而甲基化检测则能从分子层面标识出进展风险更高的病变,甲基化阳性者的进展风险可达35%。

这一判断与全球指南的最新走向高度吻合。国家癌症中心赵方辉教授在报告中专门提及WHO 2026年更新的HPV基因分型指南:新指南不再将“HPV阳性”视为一个均质的群体,而是依据不同型别的风险梯度进行分组管理,在高随访能力地区推荐以扩展或有限分型作为内置的分子分流手段,在低随访能力地区则需权衡过度治疗与随访脱漏的风险。

中国人群的型别“密码”,决定了分流不能照搬

为何分流策略必须“中国化”?南京市病理科专家顾芸在讨论中给出了一个关键数据:中国女性的HPV感染型别分布与欧美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是52和58型的感染率占比更高,而不是16和18型”。这意味着,简单套用基于16/18型主导的欧美分流路径,可能在中国人群中遗漏相当比例的高风险感染者。南京自2024年推行HPV初筛方案时,在16/18阳性直接转诊阴道镜、其他12型阳性转诊细胞学的标准路径之上,增加了一步“高危型全分型”,目的正是把52、58等中国高发型别的风险信号“捞出来”,避免其在常规分流中被稀释。

福建省的实践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土数据的必要性。孙蓬明教授介绍,团队基于50万份中国两癌筛查数据训练出本土化风险分层模型,并与美国ASCCP的APP进行对比验证,“用中国自己的数据抓出来的模型,风险模拟并不输给美国的工具”。他同时提醒,模型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必须用真实世界数据持续校准,否则容易被模型“带偏”。

低资源地区的“分流困境”,AI能补多少

如果说精准分流是技术问题,那么在西藏、贵州等低卫生资源地区,它首先是一个可及性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兰在视频报告中展示了一组令人警醒的对比:2022年农村地区4至14岁年龄组HPV疫苗首剂覆盖率仅为4%,2024年农村筛查覆盖率虽提升至55%,但距WHO 2030年70%的目标仍有显著差距。

朱兰团队在藏区示范点引入AI辅助阴道镜,对1672名初筛异常女性完成检查,辅助诊断准确率达到82%;配套的智能培训软件使基层医生的诊断准确率提升1.72倍,CIN2+检出率提升2.3倍,活检决策准确性提升2倍。更值得关注的是分流链条的前移:在贵州毕节的试点中,AI管理平台使阴道镜转诊率降低了42%,在避免过度医疗的同时将早期检出率提升了13%。这意味着,AI的价值不仅在于“替代缺人的阴道镜医生”,更在于在分流的每一个节点上帮助基层做出更接近上级医院水平的判断。

湖南省的代表则指出了另一个结构性难题:外出务工女性难以按周期参与集中筛查或机会性筛查,县市级妇幼保健机构在承接公卫筛查任务时能力严重不足。她呼吁在低资源地区逐步推广自取样作为分流与筛查的补充抓手。事实上,基于月经血自取样的HPV检测已在2026年展现出可观的证据基础,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其对CIN2+的检测灵敏度达到94.7%,型别一致性达97.7%。

从“单点突破”到“全链条闭环”

当分流从学术命题变为体系命题,产业端的响应也在从单一试剂向全流程解决方案迁移。凯普生物总裁王建瑜在致辞中将二十年的技术路径概括为“每一步迭代都对应着防控体系的一次升级”。目前,其产品矩阵已覆盖从HPV 12+2初筛(2023年获国内首张宫颈癌筛查预期用途注册证)、E6/E7 mRNA风险评估到SOX1/PAX1基因甲基化分流的完整链条,配套的智能化两癌筛查平台已服务全国近3500家筛查机构。

但技术闭环的最后一环仍在基层。正如魏丽惠在报告结尾所强调的,防控目标已不是“有没有筛查”,而是“筛查之后有没有能力把该管的人管住”。在WHO“90-70-90”目标的冲刺阶段,中国宫颈癌防控的下一个增量,或许不再取决于初筛试剂的灵敏度再提高一个百分点,而取决于分流环节能否真正实现同质化、可及化和精准化——这既是“中国方案”从规模优势走向质量优势的关键一跃,也是2030年目标从承诺变为现实的最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