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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法语教授黄荭谈杜拉斯:她是一场宿命的相遇


来源:东方卫报

在春日午后,坐很多站昏昏沉沉的地铁去见黄荭,是件让人眼前一亮的事。她穿得非常春天地走来,一条桃红色的裤子,特别惹眼。她的阁楼里,种着各色植物。四月里,那些花都将要盛开。她也随手采下几把迷迭香叶子与薄荷叶子,说是可以送来当香料,“在法语里,形容那些园艺很好的人叫‘绿手’。很巧的是,我和杜拉斯都属于很会养植物的人。”

原标题:黄荭:她是一场宿命的相遇

1980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家中弹钢琴。

黄荭

黄荭,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著有《杜拉斯和亚洲》(法国,ANRT,2007),《经过》(黄山书社,2009),《闲来翻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转身,相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主编《圣艾克絮佩里作品》全集,主要译作有《梦》、《外面的世界II》、《玫瑰的回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然而》、《解读杜拉斯》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理解与误读:‘杜拉斯神话’的窥破”负责人。

在春日午后,坐很多站昏昏沉沉的地铁去见黄荭,是件让人眼前一亮的事。她穿得非常春天地走来,一条桃红色的裤子,特别惹眼。她的阁楼里,种着各色植物。四月里,那些花都将要盛开。她也随手采下几把迷迭香叶子与薄荷叶子,说是可以送来当香料,“在法语里,形容那些园艺很好的人叫‘绿手’。很巧的是,我和杜拉斯都属于很会养植物的人。”

走进她的书房,可以看到,有三层书架,满满的都是关于杜拉斯。黄荭用了近二十年翻译和研究杜拉斯,这个法国女人“霸道”地就充斥了她的生活。

“她让我的科研拿了一个大满贯”

谈话是在黄荭家的阳台上进行。黄荭一边沏着茶,一边拿出各种茶点,不时还从书房翻出几本相关的书籍,就着杜拉斯说下去,仿佛杜拉斯就是这座六楼居室的空气。

但黄荭却一直不肯承认杜拉斯是她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哪怕是之一。“她太自恋,太招摇,太自以为是,文字不是太温吞就是太凌厉……但这些年下来,慢慢慢慢她占据了我书房整整三排书架,以后想必还会更多。我之前做过的江苏省和教育部社科项目是关于她,拖拉着像黄梅雨天没完没了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还是关于她,虽然我早已感觉自己不再年轻,眼睁睁看着时间的马蹄踏过头顶,一地的晚春残花……”

一切要归溯到1997年的夏天,刚毕业的黄荭被推荐翻译“杜拉斯小丛书”中的一种。那是她第一次与杜拉斯的文本有了亲密接触。她还记得那个南京的夏天非常闷热,她一直焦躁于翻译之难,因为她所翻译的《外面的世界2》是杜拉斯写给报纸杂志的文集,内容芜杂。她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杜拉斯这个女人,了解她有着多种的写作,包括戏剧、电影和音乐。黄荭笑着说,“我研究杜拉斯的起点绝不是八卦。”

对于自己翻译的第一本杜拉斯的书,黄荭觉得谈不上喜欢,“但是经过很多年,我对她有一种宿命的相遇感,我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触角很多的人,都喜欢花草,爱做饭,爱和一堆朋友相聚。她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运气,让我的科研这么多年拿了一个大满贯。我也做其他作者的研究,但从来没有松手过杜拉斯。”

杜拉斯“在”中国

哪怕中国很多人走近杜拉斯是因为电影《情人》,黄荭还是想强调,杜拉斯是多样的,“她的其它书也都是书店里的长销书,她一直是有读者的作家。她的存在感很强,会让人觉得她越来越在,哪怕她已经走了。杜拉斯曾说自己的理想是小学生也会读她的书,这样她会觉得自己死得好一些。”

黄荭说,很少有人知道,1914年4月4日出生在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嘉定市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也是一个被贴上“先锋”、“新浪潮”、“作家电影”标签的电影导演。“杜拉斯说过:‘我在电影中再次寻找我在书中寻找的东西。’寻找什么?某个失落的记忆之城?童年?她的回答是:‘除了童年时代,一无所有。我以后经历的一切都毫无用处。’她的母亲就是她的写作文本。从母亲的故事,到她自己的故事,最后是一个写作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体是一种自传体,主题永远是我,她写下了自己的人生。”

杜拉斯于中国,是特别的案例,却又理所当然。黄荭的解释是,“似乎只需一个中国情人,或者说几乎,就可以建构一个法国作家在中国的当代传奇。但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那位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笑起来像孩子的小妇人首先是在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绍来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断桥,杜拉斯和一批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进入,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

黄荭说,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她在法国新小说的探索上的建树,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让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两年内出版了6个《情人》中译本,1985年3个,1986年3个。尤其是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30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

杜拉斯怀着绝望,等待被无限阅读

每次参加和杜拉斯有关的活动,总有人问黄荭关于杜拉斯那个中国情人的名字。“好像作为中国的杜拉斯研究者,我必定对电影《情人》中着力晕染的那个爱情故事了若指掌。其实我从没弄清楚情人到底叫李云泰还是黄水梨。据说有人找到了他的墓。杜拉斯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叫他雷奥、诺先生、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湮灭在自我虚构的文本里,成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怀着绝望,等待被无限的阅读。”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外面的世界》,不是杜拉斯。我不会结识那么多人。”黄荭回忆起自己在法国南方调研杜拉斯的记忆,是这样总结的。她见到过杜拉斯生前的好友、将她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导演,见到过为杜拉斯拍过照的摄影师,见过写杜拉斯的一些作者……他们都一点一点,又构筑起她对杜拉斯的了解。

她也约见过身在法国普罗旺斯的杜拉斯学会主席玛德莱娜·博格马诺。老夫人和她约好时间在黄荭预订的旅店大堂见,仿佛担心这位中国小姐会“像水消失在沙中”那样迷失在法国南方暖色的街巷里。她们聊起玛德莱娜写过的《杜拉斯的电影书写》,这本书已经在法国绝版了。“她说她从来没有约见过杜拉斯,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有些场合几乎是刻意不去遇见她。因为她尊重文本,并相信自己的解读。我真希望自己也有她的这份自信,在杜拉斯的文本森林和评论的泥潭里守着自己耕种的庄稼,一直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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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娣]

标签:杜拉斯 黄荭 作品 宿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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